嘉峪关亦属河西，号称天下第一雄关，它是万里长城的西端终点。当你出长安，过天水，经兰州，沿祁连山和腾格里大沙漠中间的狭长通道，你会走入一个叫“河西走廊”的所在。中国的历史上，这儿多为“胡人”所居，周时西戎，汉时匈奴，唐时吐蕃，西夏时六谷部。大漠和大山间，一条道路游蛇般西窜，扭向一个叫嘉峪关的所在。此关雄奇，关内生豪气，出关现悲情，跨出关门，瞭眼便见满眼戈壁，苍凉之气，扑面而来。由此而西，虽有几个叫“阳关”“玉门关”的著名所在，但观其形貌，亦多为苍凉大海中之几片枯叶。它们的存在，仅能充抚慰之念想，而难疗灵魂之焦灼。所以，我很小的时候，父辈们就说：“一出嘉峪关，两眼泪汪汪。”

　　嘉峪关楼峭立于山麓，巍峨宏伟，气势磅礴，古称“边陲锁阴”，是万里长城防线上的重要军事要塞，也是“丝绸之路”的必经关隘。一出嘉峪关，就是我们常说的“关外”了。

　　嘉峪关是河西公认的好地方。但这“好”，也是相对于戈壁沙漠而言，跟东南诸地，实在是不能比的。这儿山多焦秃，荒无寸草，风沙时现，遮天蔽日，干旱缺水，辄有纠纷。不知上溯至多少辈祖宗起，这儿便因抢水而血流盈地。翻开志书等，便见历朝历代关于处理水纠纷的史料。至于传说，其数目之多，不在《天方夜谭》之下。有好些地方，多“以石为证”，欲将无常之石刻，处理永久之纠纷。但那纠纷之血，并不因“石”的存在而绝迹。

　　我对嘉峪关的印象，最早是在河西民歌中，一首叫《王哥放羊》的歌中唱道：

　　往前瞭来是戈壁滩，

　　往后看来是嘉峪关，

　　两边看是两架山，

　　抬起头来是一绺绺天。

　　当你站在嘉峪关关城上，遥望茫茫黄沙，从拂面的漠风中听到飘来的民歌时，你的心定然会被震撼的。因为，无论其曲调，还是内容，流行于当地的歌中都有种撕心裂肺般的痛楚。如写现实的苦难：“嘉峪关口子里雷吼了，黄沙滩落了个雨了；杀人的钢刀是眼前的路，把尕妹妹活活地宰了。”如写分离的苦难：“白纸上写一颗黑字来，黄表上拓者个印来，有钱了带一个笑脸来，没钱了挂一匹布来，有心了看一回尕妹来，没心了辞一回路来，活着了捎一封书信来，死了者托一个梦来……”那民歌中，充满了这类描写。

　　在当年的河西，有一大批遭受世俗欺压的年轻女子。她们唯一的理想就是“多年媳妇熬成婆”，去欺压更比她们年轻的弱小女子。于是，那些弱小的女子只能凭借“花儿”倾诉其心声。一首“花儿”唱道：“花儿本是心中的话，不唱时由不得自家。钢刀拿来把头割下，不死就这么个唱法。”一曲曲回肠荡气的民歌，是一次次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，是发自生命深处的感悟，是心灵的诉说。它是带泪的倾诉，含笑的哭泣，顿悟时的超然，惨痛后的微笑。它的感染力十分强，仿佛有一只神奇的手，从歌手的心里抓出那份生命的感觉，全部地放到了听众的心中，能引起他灵魂的共振。

　　我曾在《白虎关》（上海文艺出版社）中塑造过一位河西女歌手莹儿。唱那些爱情“花儿”时，莹儿便成了世上最坚强的人。那份执著，那份坚强，那份为了爱情宁死不屈的坚忍，仿佛来自天国。比如有这样一首民歌：“浑身打下的青疙瘩，不死老这么做哩。手拿铡刀取我的头，血身子陪你睡哩。”这是一种什么精神？仿佛，已不是爱情了，已成为信仰，成为宗教，成为人生唯一的慰藉。这就是花儿，是西部人独有的民歌，是灵魂的诗，是贫瘠的人生中繁衍绿色抵御风沙的骆驼草，里面渗透了西部人独有的灵魂追求。

　　河西民间歌手和职业演员最本质的区别是，演员学唱歌是为了“用”，而河西民间歌手唱歌是因为爱。爱是他们活的理由，也是他们活的意义。

　　那些民间歌手的唱歌不为名，不为利，只为了心中的那点儿曾叫他温馨过的东西。他宁愿放歌在“关”外的旷野里，独自享受，自我陶醉。听他歌的，或许是静默的大漠，或许是蠕动的羊群。他才不去管别人是不是在听。他唱歌时，绝不会想到出场费之类的。他的唱歌，出自灵魂，流向自然，这仅仅是生命的需要。他甚至不需要有欣赏他的人，哪怕天地之间，只有他一个人，他也会放开歌喉，唱出他生命里最美的歌。演，唱歌本身，就是一种生命的需要。

　　作者小传

　　雪漠，甘肃凉州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曾出版长篇小说《大漠祭》、《猎原》、《狼祸》、《白虎关》以及学术专著《我的灵魂依怙》和《大手印实修心髓》等，作品曾荣登“中国小说学会2000年中国小说排行榜”、荣获“第三届冯牧文学奖”等多个奖项，并被翻译为多种文字。被认为是当代西部文学的代表性作家，作品在《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》有重点论述。